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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缘上演一拆致富悲喜剧 多种利益诉求对撞

http://www.gd.chinanews.com    2014年04月01日 14:05     来源:中国新闻网

  市民、村民、外来者鼎足多种利益诉求对撞

  关注城乡接合部·乱象与寻路(中)

  在外来打工人员、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村人口三类人群聚居的城乡接合部,“人口倒挂”现象明显。由于土地资源基本用尽,人口规模已近极限,加上历史欠账积重难返,城乡接合部正在成为社会转型期多重矛盾交织的易燃地带。

  “一拆致富”后遗症

  随着土地和人口的集中,一些农民不再种田,但其思维方式、教育水平、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依然停留在“农业社会”时代。

  居住在石家庄市槐底社区的7600多名居民,已经全部从过去的农业户口转成了城镇户籍。社区党支部书记陈玉信说,村里吸引投资120亿元开发了200万平方米,建起了一大批餐饮、零售、住宿、建材、教育、金融等三产项目,固定资产达300多亿元。如今家家户户都住上了300多平方米的高层住宅,每月还提供免费的粮、油等副食,人均年收入超过2.5万元,可谓“衣食无忧”。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城乡接合部对城市经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城镇化的推进也给不少地区带来了发展红利。一些村镇及时抓住机会,创新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让村民过上了比市民还富裕、舒心的日子。

  但随着村民变为市民,村子改作社区,村委会变成居委会,一些地方“土地的城市化”没能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并未真正实现“人的城市化”,以土地为主导的城镇化往往“化地不化人”。

  广州市白云区既有中心城区又有农村区域,是广州最具标本性质的城乡接合部。白云区钟落潭镇党委书记李恒丰说,一个200平方公里的镇,十多个项目来这里征地。政府收了地就去建项目,却忽视了农民离开土地“上楼”后的生存发展方式。

  一方面,失地农民的利益是否得到合理补偿常被忽视;另一方面,农民依靠土地为生的传统生存方式,并未随着土地行政划归的改变,真正转变为以读书工作为出路的城市生存方式,他们既不能完全从农村和土地中脱离,也难以完全融入城市,享受与城镇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权益,“离乡不离土”的转化方式,难以给失地农民群体提供足够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此外,记者发现,土地征用补偿造就了一批“一拆致富”的“土豪”,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突如其来的财富面前迷失了自我。

  武汉市东西湖区某村过去是城市边缘的一个农业村,村民靠种地和养鱼维生,年收入不足8千元,超过八成的家庭基本无存款。2010年,拆迁让村里发生了巨变,每户除了还建房,还能得到50万元拆迁款,这相当于一次性拿到了50年的收入。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突如其来的“巨资”让村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四五十岁的人大多吃过苦,不少还能保持本色。但年轻人往往大肆挥霍,有的嫌工资低辞职不干了,有的天天呼朋唤友、吃喝玩乐。

  拆迁户“不劳而获”的巨额资产,还让一些周边居民“红了眼”。令城乡接合部内部,逐渐呈现出新的二元分割。

  “第三元”身份尴尬

  城市进不去,家乡回不去,在居住地又被区别对待,外来打工群体逐渐变成了“不城不乡”的第三元。

  来自安徽阜阳的郑春来在上海九亭镇居住了6年,夫妻俩租了一间十几个平方米的小房间,除了床和简单的桌椅外,杂物几乎堆满整个房间。郑春来告诉记者,妻子在附近的工厂上班,他自己则每天早晨在路边卖豆浆和煎饼,两人一年收入不足5万元,但还是比在老家种田多得多。

  “有住、有吃、有钱赚,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已经不错了。”郑春来说,“我们不怕受苦受累。只要能多赚些钱,让老人过得好一些,让两个孩子上得起学,就心满意足了。”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刚进城的年轻人等外来打工者,倾向于选择生活成本低、交通便利的城乡接合部为落脚点,作为圆自己大城市梦的垫脚石。

  这些外来打工者享受到部分城市公共资源,但始终被排除在市民之外,遭遇“经济吸纳,社会拒入”;他们在老家拥有土地,但由于背井离乡,分享不到家乡村集体的各种利益;与此同时,在居住地,他们又被排除在当地村组织之外,无法享受与原住民一样的村集体福利。

  焦家湾村社区是兰州市城关区发展较快的城中村,村里五六层的违章“小炮楼”随处可见,只能容两人并肩走过的街道曲折幽深。吴女士是当地村民,她在自家房子底层开了个干洗店,生意很红火,三层以上的20多个房间全部出租。“我们村几乎家家都是小高层,房租是一部分主要收入,另外大家还在自家楼下的底层做点儿小生意,捎带着就挣了钱”。房租已成为很多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河北省香河县蒋辛屯派出所所长周山良告诉记者,当地村民集中居住后有不少外来人员迁入,他们承租或购买村民的房子居住。虽然都是农民,但无法像原住民一样获得当地村集体经济分红、搬迁补偿款等福利。“原则上,他们可以享受他们户口所在村的集体福利,但离开家太多年,有的人不回去,有的人回去也不被接纳,其他村民不愿意把村集体收入分给已经离开的人”。

  城市进不去,家乡回不去,在居住地又被区别对待。如此尴尬的“第三元”身份,让这些外来打工群体普遍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上海松江区九亭镇副书记邱瑞云说,城乡接合部的早期规划没有预见到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承受能力有限,这一群体无法进入城市,在外围停驻、等待、观望,久而久之可能成为不稳定的社会第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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