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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发生幼儿园喂病毒灵事件 退费制度背后利益驱动

http://www.gd.chinanews.com    2014年03月21日 09:54     来源:中国新闻网

  据媒体今天报道,湖北至少又有两所幼儿园被曝“喂药”,其中宜昌市伍家岗区金贝幼儿园涉事的法人代表已被警方控制。

  此前,陕西省西安市两家幼儿园、吉林省吉林市芳林幼儿园、湖北省宜昌市馨港幼儿园违规给幼儿服用“病毒灵”被本报等媒体相继曝光。

  对此,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近日联合发出通报,要求各地组织力量开展幼儿园、中小学校健康服务管理的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行政区域内幼儿园是否有违规组织幼儿群体服药的行为。

  多个疑问在公众面前挥之不去。为什么出事的都是民办幼儿园,为什么相隔甚远的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给幼儿服用“病毒灵”,为什么处方药可以流向这些幼儿园,哪些部门应该为此负责?

  涉事四家幼儿园规模不小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目前被警方调查的四所涉事幼儿园,虽系民办,但规模并不小。

  最先被曝光的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枫韵、鸿基新城幼儿园均为社区幼儿园。公开信息显示,枫韵蓝湾、鸿基新城两个社区都是西安较大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前者总占地207亩,后者规划用地达3800余亩,号称西北第一经适房项目。

  上述两家幼儿园各设有24个班级,包括大、中、小、托班。两园事发前的注册在园幼儿人数分别是692名、763名。

  不过,在陕西省教育厅2011年出台的《陕西省幼儿园基本办园标准(试行)》中,幼儿园规模以班级数量为依据分为三类,分别是6班、9班、12班,对应人数分别为180人、270人、360人。同时,小班的人数标准为20至25人,中班为26至30人,大班为31至35人。

  显然,分别拥有24个班级的枫韵、鸿基两家幼儿园的规模,比《标准》中的最大规模12班还多了一倍。

  “幼儿园作为集体教养机构,其病菌传染性比较强,幼儿抵抗力较差,一旦有人患病,很容易传染给其他幼儿,导致集体性请假。”研究学前教育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告诉记者,如果幼儿人数过多,而幼教、保育员和保健医人数有限,幼儿园的工作就很难做细致,容易出现漏洞,引发卫生或安全事故。

  一位孩子在涉事幼儿园就读的家长也曾表示担忧,如有疾病发生,人数多的班级更容易引起传染。这可能是上述幼儿园集体使用“病毒灵”的原因之一。

  湖北、吉林另两家被发现给幼儿服用“病毒灵”的幼儿园,规模同样不小。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湖北宜昌馨港幼儿园共6个班,大、中、小各两个班,目前幼儿人数为209人。2012年湖北省教育厅出台的《湖北省学前教育机构办园基本标准(试行)》规定,班级班额中,小班人数为25至30人,中班30至35人,大班35至40人。

  若该园各班人数均取以上标准的最大值,那么,这个配置6个班的幼儿园人数最多应为210人。馨港幼儿园仅比这个数字少1人。

  此外,吉林市芳林幼儿园有4所分园,新华社报道称共320名孩子就读。《吉林省幼儿园工作管理规定(试行)》仅规定各班的人数上限,目前媒体报道没有披露该园的班级数量。

  张燕表示,一些幼儿园有一定名气之后,便声称要普及优质教育、开设各种分园,但目的还是为了盈利,“一些幼儿园办分园以后管理不过来,较容易出事。”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吴航告诉记者,喂药事件与民办幼儿园缺乏行政监管有很大关系,“各地大力发展幼儿教育无可厚非,但步伐要稳。扩建幼儿园时也要保证教师质量,并完善办园的规章制度与幼儿园监管体系。”

  退费制度背后的利益驱动

  西安、宜昌、吉林,三个相隔甚远的地方,为何都选择给幼儿喂“病毒灵”?截至目前,官方调查结果称是为了提高出勤率、保证幼儿园收入。

  最先披露西安两家幼儿园“喂药”事件的《新民周刊》,今天援引西安两家幼儿园家长的消息,称家长对官方这一说法“普遍认同”。

  3月20日,西安涉事幼儿园一位家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的小孩每月缴费1000元左右。如果请假超过10天,可要求幼儿园退还一半费用,约五六百元。

  据他观察,幼儿园平时因生病缺勤的孩子并不多,“好多孩子家里也没有老人照看,如果生病没严重到必须请假,一般都不会缺勤。”

  退费的依据是《陕西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根据细则,实行按月缴费的幼儿园,幼儿当月在园天数不足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的,应退还50%的保教费,服务性收费则按未服务的实际天数据实退还。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涉事两家幼儿园教师的绩效、收入也与学生出勤率挂钩。

  不过,西安并非所有幼儿园均像枫韵、鸿基幼儿园一样严格执行上述细则。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以求学名义致电该市4家民办幼儿园,工作人员均表示若请假不退保教费,只退每天10来元的伙食费。

  上述4家幼儿园的幼儿人数分别在100人至500人不等。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民办幼儿园最主要的收入就是学生的保教费用,因为大部分地区民办幼儿园没有政府补贴,仅少数地区的政府下拨一些费用。

  熊丙奇表示,请假退费的做法已实行多年。幼儿容易生病,加之幼儿园并非义务教育阶段,如果孩子生病,有些父母会希望孩子不去幼儿园。

  “如果连续一个星期不去幼儿园,却还要收钱,若是孩子在收费比较低的公办幼儿园,家长可能还不在乎;民办幼儿园,收费比较高,半个月不去还收钱,家长不会愿意,希望能退款。”熊丙奇说。

  熊丙奇分析,虽然要给家长退款,但幼儿园的日常运行费用不变,“如果确实缺勤多,且收入主要来源是学费,学校肯定不希望学生缺勤。”

  “幼儿园会用多种做法应对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对某个老师提出要求‘叫幼儿最好不要缺勤’,另外一种就是整体喂药。”他认为。

  病毒灵并非新药,此前媒体对幼儿园可能存在试药的推测暂未得到证据支撑。因100片病毒灵的市场售价通常不超过5元,西安两家幼儿园多年来的病毒灵购进数量为5.46万片,其回扣空间也并不大。

  3月20日,记者先后致电西安、吉林、宜昌的4家涉事幼儿园的14位教师,对方均婉拒采访或手机关机。

  处方药流通存在漏洞

  其实,这并不是病毒灵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2012年,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一家跨国企业的8批鸡肉样品检测结果,其中一件检测出金刚烷胺。

  当时,有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金刚烷胺俗名叫“病毒灵”,属人用抗病毒药。这一新闻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一度引起不小的风波。

  据报道,2005年农业部第560号公告已提出,金刚烷胺类等人用抗病毒药移植兽用,缺乏科学规范、安全有效实验数据,用于动物病毒性疫病不但给动物疫病控制带来不良后果,且影响国家动物疫病防控政策的实施,因此要求立即停止生产、经营和使用。

  作为处方药的病毒灵为何能进入养殖业,这个问题在当年已被媒体追问多次。如今,病毒灵流向的是4家幼儿园,其中,西安两家幼儿园前后10批次、5万片的病毒灵厂家为山西省的多家制药公司。

  从处方药的生产、流通到销售,究竟是哪个环节容易出现失守?

  3月20日下午,中国青年报记者以普通企业给员工购药的名义,致电其中的一家制药公司——山西津华晖星制药有限公司。该公司工作人员称“我厂只对有销售证明的医药公司出售药品”。

  该公司驻京工作人员同样告诉记者这一点。记者追问与其合作的医药公司,该工作人员说了一家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记者以同样的理由致电九州通医药公司,对方称:“我们的客户都是长期、稳定购买的,如果您只是一次买这一种药的话,那可能不能卖了。”随后,他推荐记者自行去药店购买。

  大量处方药可以随便在药店买到?不需要出具医院方面的证明?记者对此提出疑问。该工作人员随后推荐记者联系一家名为“好药师”的药店,称该店可免去医院方面的手续。

  “好药师”药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药店为九州通公司的直营药店。

  记者联系了“好药师”药店北京朝阳区某分店,称要一次性购买100瓶以上的“甲硝唑片”。对方称,该药分两种,一种功效较为普遍,可以一次大量取货;而另一种名为“人工硫磺甲硝唑片”的药专治牙病,大批量取货可能有难度。

  事实上,无论第一或第二种,都属于处方药。当记者就“处方药”的说法与对方再次核实,对方仍坚称:可以卖且无需任何医院方面的材料。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张永鹤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不少药房内设有“大夫”,若“大夫”具有开具处方药资格,则从法律规定上来说是可行的。但他同时表示,大量拿药本身是违反规定的,目前我国有明确规定开药的天数。

  张永鹤认为,目前我国关于药品管理的法律不断在修改,但一直缺乏有效的约束。制药企业和药房一定要管理好药品,政府也应下大力气健全审核机制。

  3月20日下午,当记者问及相关药品销售企业是否被调查时,西安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称:“通过法律程序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调查有个过程”。

  哪些部门监管乏力

  目前,涉事5家幼儿园有关责任人均被刑拘。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一位家长认为,教育、食药监、卫生等职能部门应该承担一定责任。

  记者注意到,“幼儿园喂药”事件发生后,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表示将解除与枫韵、鸿基两家涉事幼儿园的挂靠关系。

  该基金会官网公布的多份工作报告显示,2007年,该基金会宣称“以我会名称冠名的‘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枫韵幼儿园’开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2008年,该幼儿园的表述变成“我会主管的民办幼儿园”。

  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在枫韵幼儿园开园的第二年,就已经开始给幼儿喂病毒灵了。

  2012年,与枫韵幼儿园是同一法定代表人的鸿基幼儿园,被吸纳挂靠该基金会。今年事发后,基金会有关人士承认监管不力。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王雯建议,教育部门应加强监察,例如,规定幼儿园办园的资格期限,每过一段时间都要进行验收。如出现问题,可取消其继续办园的资格。

  “学前教育现在没有纳入义务教育,各个地方的学前教育行政部门里面监管人员很少。有些地方连学前教育科都没有。”熊丙奇告诉记者。

  王雯认为,行政部门在制定分工负责的制度时,应当明确各部门的责任,“比如,药监部门不能只在事后进行补救,而要把工作做在前面,预防恶性事件发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说,目前发生了4起喂药事件,但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幼儿园喂药应该规范化,行政部门要加强监管,但不能绝对叫停。王雯也认为,在流感易发季节,只要幼儿园事先和家长沟通好,并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从合法渠道买进合格药品,让幼儿服用一些预防疾病的药品也未尝不可。

  西安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涉事两所幼儿园已经进行了重新组合,有关部门从西安市其他幼儿园抽调了优秀教师进入该园任职。

  “新更换的老师都是西安市区其他幼儿园的精英,学费也会有所降低,听说是500~700元,不过政府还没下达文件。”一位家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考虑到现阶段更换幼儿园比较麻烦,他准备下周让孩子继续入园。

  本报北京3月20日电 本报记者 卢义杰 实习生 王景烁 张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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