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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中的溥仪:拍案控诉的同时为自己开脱(6)

http://www.gd.chinanews.com    2013年11月20日 10:54     来源:中国新闻网

法庭上的被告席。

  走下证人席

  七年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承认,在黄绢信这个证据上,他撒了谎。

  王庆祥告诉记者,那封“黄绢信”确实是溥仪亲笔书写,并托家庭教师日本人远山猛雄带给南次郎的,同期转达的还有一封写给日本大帮会黑龙会会首头山满的信件。

  这也正是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一直惶恐不安的原因。在伪满洲国的成立过程中,他并不是完全被迫,他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在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的同时,溥仪也在极力为自己开脱着。

  也正是因为这种心态,溥仪手中本来存有大批指证关东军罪行的物证,却因为怕牵连到自己而付之一炬。

  毓喦回忆,1945年8月10日,溥仪出逃的前一晚,将内廷中所存的大量电影胶片、照片、书刊、画报、信件、文件,交给自己和其他亲属,让他们分别到缉熙楼的地下锅炉、球场和游泳池进行焚烧,因为物品太多,险些酿成火灾。

  而在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天,在逃亡路上,溥仪又让随侍李国雄将剩余的最后资料——自己的日记销毁。据溥仪另一个侄子毓嵣介绍,溥仪的日记从天津时代记到了伪满末日,有很多本子,上面还依次编上了顺序号。

  如果这些证据出现在东京法庭,溥仪的证言将更具有说服力。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管“黄绢信”是真是假,布莱克尼的逻辑也无法成立。前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夫在其著作《东京审判》一书中,对于被告律师的辩护手段颇不以为然,他写道:“至于说溥仪成了投敌分子是自愿还是被迫的问题,这个情况只有在决定他个人命运的那一天,即当他作为被告人而不是证人应对中国法庭回答时才有意义。”

  溥仪是不是有复辟的想法,丝毫影响不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

  黄绢信没能奏效,布莱克尼仍不甘心,他转而攻击起了溥仪的心理防线:“1931年,中国政府把你当做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最终你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那个国家的审判!”

  但是布莱克尼再次失算了,一直担心会被送回中国受审的溥仪并没有因此推翻自己的证言。

  8月27日,溥仪完成了作证任务,乘机返回苏联。

  溥仪本想在这一天再提供些更具震撼力的证言。26日的庭审中,溥仪说,下次出庭,他要谈一谈和日本天皇的交往。没想到,这个提议反倒让他的证人生涯宣告结束。

  日本投降前,美国就允诺会保留在日本拥有无限崇高地位的天皇,不追究其战争责任。溥仪针对日本天皇的证言自然不会被批准。而且,二战后苏联日益强大,冷战的铁幕已经逐渐拉开,日本成了美国遏制苏联的一个重要砝码。这时更不会允许意图揭发天皇罪行的证人证言出现。

  回到苏联的收容所后,身边人发现,原本写得一手乾隆御笔字的溥仪,笔下的字变得歪歪扭扭。心有余悸的溥仪,用作伪的方式防备着东京法庭对“黄绢信”可能的质疑。

  东京法庭没有再和溥仪联系,1948年12月23日,七名甲级战犯在池袋的巢鸭监狱被处死,无论是强迫溥仪出任“执政”的板垣征四郎,将他诱骗出天津的土肥原贤二,还是授意他去日本“请神”的梅津美治郎,都因为曾经的阴谋与侵略行为被送上了绞刑架。

  晚年,回想起那次作证,溥仪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一部分的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盖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

  美国记者布拉克罗在《另一个纽伦堡,东京战犯审判内幕》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皇帝形象”:“他在以出色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个精明、狡猾和大有作为的侦察大师……如果溥仪是个自由人的话,他的表演一定是令人难忘的。鉴于他所处的特殊环境,他能做到这一步已非一般人可比。”

  溥仪在苏联又被关押了四年,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双方很快达成了引渡日伪战犯的协议,1950年8月3日,溥仪惴惴不安地登上了前往中国的列车,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将他推上行刑场,他和伪满洲国的数十位中日“官员”一起被送入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

  1959年12月4日,溥仪作为首批被特赦的战犯,获得释放。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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