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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中的溥仪:拍案控诉的同时为自己开脱(3)

http://www.gd.chinanews.com    2013年11月20日 10:54     来源:中国新闻网

土肥原贤二被带上法庭。

  “次长正在办!”

  19日,溥仪第二次上庭刚刚到场,季楠检察长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顿调查团”。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没多久,国联便派人前去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后形成的“满洲问题”,当时,溥仪并没有做出任何针对日本人的指控。

  溥仪在法庭上承认,曾经与李顿本人在长春见过一面,“我很想找个机会单独与他谈话,可事实上办不到。我当然应该把满洲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但是在我的身边和周围,总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宪兵,借保护之名监视我,我怕向他说了,日本人将杀害我。”

  根据当时的记载,在这次会面中,溥仪宣称:“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沈燕告诉记者,日本人始终防备着溥仪与调查团成员的单独会面,先是拒绝让溥仪自己去调查团下榻的宾馆,后又在李顿等人来到“执政府”的时候,让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郎与板垣征四郎在旁监视,溥仪一旦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

  调查团离开后不久,作为“帝室御用挂”(日本官名,意为宫廷秘书)的吉冈安直便被调到了溥仪身边,名为随侍,实为监视,溥仪后来回忆,“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

  在这样严密的监视下,溥仪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盯梢,他只能做好一个规行矩步的傀儡。

  庭上的话题转到了伪满洲国成立后的权力架构上,溥仪表示,虽然板垣说“满洲国”是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布敕令,但是“我没有自由”。

  根据1932年颁布的《满洲国组织法》,“执政”拥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第五条明确规定“执政得立法院协赞,以行使立法权”,溥仪说,那个所谓的立法院会议,一次没有开过。

  根据身边人的回忆,溥仪刚刚当上“执政”时,在很多方面都展示了自己想要做个明君的热情。“执政府”中的办公楼被他引用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定名为“勤民楼”,勉励自己兢兢业业、勤于政务。溥仪每天都是很早便来到办公室,等待文武“大臣”前来“商量国是”。

  但他渐渐发现,虽然来来往往的“大臣”数目不少,但是没一个人是和他商量“国家大事”的,他们不是过来请安,便是放下一些礼物,掉头就走。每当溥仪向“大臣”们询问公事时,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次长正在办!”

  溥仪对伪满洲国实际的统治模式做了这样的说明,“大臣都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中国人担任的‘国务总理’之上,一切的‘敕令’和‘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会议后,各部次长便分别开始起草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认可,便不改一字。”

  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后,新《组织法》颁布,其中第三条规定,“皇帝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但是溥仪表示,自己虽然“登基”了,但仍然“没有任何权力,完全没有权力,只由他们奏禀一下便行了。”

  沈燕告诉记者,溥仪从“执政”到“皇帝”,关东军给他的唯一权力便是在他们拟定好的法律条文上“裁可”,溥仪在伪满十四年,这是他仅有的与政务沾边的活动。每年溥仪会与关东军任命的“国军司令官”有一两次会见,发布的训示都是日本人做好的空文,溥仪甚至都没有与司令官直接对话的权限,即使交谈,也只能在日本人的监视下,使用纸笔交流。

  时间久了,溥仪丧失了“勤政”热情。据他的侄子毓喦回忆,到了后期,溥仪甚至连“裁可”的任务都搬到寝殿去做,大多数时间,他坐在恭桶上,不耐烦地将送来的文件扔得七零八落,来表达心中的怨恨。

  谈到委屈的傀儡生涯,溥仪突然攥紧拳头,捶击座位前的桌子,“十四年来,自由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场猴戏而已!”

  据报载,在这天的作证中,溥仪“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他的身体,有时还声调激动,敲打着证人台,大为满庭观众所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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