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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中尼交往秘闻:辛格困北京3年未能面见毛泽东

http://www.gd.chinanews.com    2013年10月14日 11:27     来源:中国新闻网

  1989年,夏登峻以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馆长身份,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做访问学者。

  在一次聚会上,他得知女主人的丈夫曾在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做过17年武官,刚刚卸任回国,于是用标准的尼泊尔语向他问候:Namaste(你好)!对方听后,满脸惊讶。

  夏登峻简单地告诉对方,自己曾在西藏当兵10年,接触尼泊尔商人较多,所以会尼语。

  他说,自己曾在拉萨见过尼泊尔前总理孔瓦尔·英德拉吉特·辛格,向前武官打探辛格的近况。对方说,辛格已于1987年过世(另有1982年过世之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重庆一家医院病房里见到的夏登峻,开朗、健谈,常大笑出声。谈到一些细节时,这位87岁的老人会靠在床头,闭目回想。

  老人的二女儿夏小俊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她说,父亲过去在涉密部门工作,不该讲的绝对不讲,这些60年前的往事,连她也从来没有听过。

  “喜马拉雅的罗宾汉”

  1952年,26岁的夏登峻已从著名的震旦大学法学院毕业3年。精通英、法两国语言的他,就职于四川省公安厅。

  9月的一天,夏登峻突然接到处长刘锦洲的指示:到李家钰公馆向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陈希琛处长报到,以接待主管和翻译的身份,迎接从尼泊尔来的公众领袖辛格一行。刘锦洲强调,这是一项绝密工作,要多请示汇报。

  高占庭也接到了指示。19岁的他,已参加革命多年,枪打得准,车开得好,是政保处所属的政保队的骨干,因此被调来执行保卫任务。

  第二天一早,夏登峻按时来到位于成都市文庙前街92号的李家钰公馆——彼时为四川省政府交际处下辖的招待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如今的文庙前街92号,早已面目全非,变成了一个居民小区,唯有进门后右手边一幢青灰色砖瓦、绛红色木制栏杆的二层小楼,还保留着旧有的样子。

  今年80岁的高占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保存下来的这幢二层小楼,正是这批流亡中国的尼泊尔人当年居住的地方。首领K.I。辛格和将军K.B。格隆住楼上的单间,参谋和士兵住在楼下,两三个人一个房间。

  这是一群皮肤黝黑的南亚人。包括辛格和格隆在内,共27人,绝大多数为尼泊尔籍,少数参谋为巴基斯坦籍。

  这原本是尼泊尔境内一支2000余人的反政府“起义军”。

  1951 年,在印度的支持下,统治尼泊尔一百余年的世袭首相拉纳家族被赶下了台,特里布汶国王重新掌权。

  早年曾在印度、泰国求学,在缅甸行医的辛格,回尼泊尔参与了这次行动。由于拉纳家族仍有两名成员在政府和执政党——尼泊尔大会党中占据显要位置,辛格拒不执行大会党的停火命令,因而被捕。

  1952年下半年,在被捕、越狱、再被捕、再越狱之后,辛格带领追随者,翻越喜马拉雅山,从聂拉木山口进入中国。他们在西藏定日碰到中国军队后,主动缴械投靠。

  不久,大部队被遣返回国。留下的20余人,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追随辛格来到成都。

  负责这批特殊客人日常起居的夏登峻依稀记得,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的房间里常摆着一盘盘切好的广柑(四川话称橙子),供人食用。公馆院子里还有几棵品质上乘的水蜜桃树,每年结果不多,但味道异常鲜美。“那几棵树上的桃子都是有数的,这棵树上的要送到北京给毛主席,那棵树上的给其他领导人,四川省只能留一棵。但是必须留下两个桃子,给辛格和格隆。”

  在夏登峻的记忆中,时年46岁的辛格粗壮结实,有着暗古铜色的皮肤,嘴唇上两撇浓密上翘的胡子,格外显眼。

  这个曾经多次被捕又多次成功越狱的外科医生,因领导农民武装劫富济贫,在民间素有“喜马拉雅的罗宾汉”之称。夏登峻注意到,尽管在半疗养中,辛格的状态也与手下截然不同。

  辛格作息规律,一般晚上9点就躺下休息,凌晨4点多便起床打坐。他冬天也穿得很薄,经常裹条毯子睡在地上,用两只手枕在头下,有时还会坐着睡觉。他从不参与士兵们的学习和游戏,从不出门看电影,也极少与人来往。平日里,基本靠阅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等政治书籍和随身携带的医书打发时间。 “他像在尼泊尔时一样,有意识地锻炼身体、磨砺意志,并且随时准备坐牢。”夏登峻说。

  1953年3月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病逝。作为斯大林的崇拜者,辛格席地而卧,禁食七日,以示纪念。在陈希琛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才勉强喝些开水,吃了一些水果。

  “中国绝不会派出一兵一卒”

  辛格崇拜的,除了斯大林,还有毛泽东。事实上,他带人翻山入境,便是效法中国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长征”的终极目标,正是拜会毛泽东,借兵南下,以图彻底打垮拉纳家族,并赶走控制尼泊尔的印度势力。

  5月,辛格如愿离川赴京。然而,来到北京并不意味着能见到毛泽东。

  据夏登峻所知,接待辛格的任务由统战部等部门负责,直接向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汇报。

  开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方打算安排辛格出国考察,目的地依次为朝鲜、苏联以及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杨荫东和夏登峻,都在陪同出访之列。

  1953年底、1954年初,夏登峻陪着辛格一起照相、填表,办护照,组织还给他发了一套蓝色卡其布的棉衣棉裤。

  然而没过多久,中方接到了金日成的回电。电报称,有消息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寻找辛格,所以朝鲜暂时不能接待。原定的出国计划因此一并取消,改为在国内参观访问。

  回想起在北京陪伴辛格的岁月,夏登峻开心地说,那段日子他享受了平生最好的待遇:一个月只交6块钱的伙食费,吃的却是54块钱的伙食标准。

  他们住的地方,每天早上既有西餐又有中餐,包子、点心、面包、黄油、果酱、奶酪,什么都有。一次,他们带辛格去全聚德吃烤鸭,一只烤鸭就有一二十斤,可做一大桌子菜。“他惊奇得都站起来了,说不相信。我把大厨叫来,带他到厨房看,果然就是一只鸭子。”夏登峻说。

  为了稳定辛格的情绪,时任外交部顾问、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陈翰笙和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刘尊棋用英语为他讲解毛泽东思想等中国革命理论,每周两次。

  夏登峻记得,陈翰笙和刘尊棋的英文都说得很漂亮。“他们能用很简单、很基本的词汇表达很深刻的意思,听着简直是一种享受。”

  一次上课时,陈翰笙向辛格发问:“学了这么久,你知道中国共产党胜利有几大法宝?”辛格摇摇头。陈翰生说:“三大法宝,分别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听到这,辛格立刻跟他们讨论起在尼泊尔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行性。

  除了上课,辛格还一边学习毛泽东著作,一边把它们翻译成尼泊尔文,两年多下来翻译了四本。

  对于休闲娱乐活动,辛格几乎毫无兴趣,三年中只到剧院看过一场田华主演的《白毛女》。但他对工业兴趣浓厚,先后参观了北京机械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多家工厂。

  直到一年多以后,辛格才总算见到了周恩来。陈翰笙和刘尊棋参加了这次会见。

  辛格后来告诉夏登峻,在40分钟的会见里,周恩来态度明确:中国支持尼泊尔人民革命,但绝不会派出一兵一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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