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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想趁重庆谈判扣押毛泽东 为何最终放弃?

http://www.gd.chinanews.com    2013年09月01日 10:38     来源:中国新闻网

1945年8月28日 (农历七月廿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日,蒋介石即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后又连发两封电报,催促国共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现出少有的热情。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当时国内国际大背景下的历史必然。

  蒋介石真的措手不及

  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美英苏三大国就酝酿着早日结束亚洲的战争,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7月16日,三大国在德国柏林郊外波茨坦召开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但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声称要“决心战至最悲惨的结局”。

  蒋介石对即将到来的胜利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还在卢沟桥事变8周年发表纪念文章,号召全国军民还要有长期作战的精神准备。

  美国总统杜鲁门早就想尽快结束战争,7月21日,他在得知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对于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心中终于有了底。8月6日晨8时,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腾空而起的耀眼的蘑菇云也惊醒了斯大林,苏联于8日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东北。骄横的日本军阀还是不投降。9日11时30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广岛和长崎遭受灭顶之灾,日本天皇很快便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胜利来得太突然了,蒋介石真的措手不及。此时,国民党军事主力偏处西南,日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片国土,接收与缴械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诸如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张家口、归绥、太原、包头、石家庄等战略要点的接收,对于蒋介石来说至关重要,而他的主力部队距这些地方都太远。

  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120万,民兵也有220万,解放区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局势。8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军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一定向解放区进攻,和我们就接收问题,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毛泽东对抗战胜利后将要出现的情况,已是洞若观火,胸有成竹。8月13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社论中,再次明确提醒全党,“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并斩钉截铁地表明了应对的方针:“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号召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并命令附近的日伪军在限定的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拒不投降,立即予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将接收其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6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地的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蒋介石急了,慌忙以最高统帅的名义给八路军发出强硬的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当然,蒋介石也很清楚,八路军、新四军是不会买他的账的。现在对于他来说,时间是最关键的问题。他于是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邀请毛泽东来重庆,以谈判拖延时间。

  斯大林两次来电催促

  蒋介石最担心苏联出于政治信念的立场,会全力支持中共,使其日渐坐大。

  其实,蒋介石哪里知晓斯大林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误解。抗日战争初期,当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斯大林就十分不满,唯恐这种“独立自主”无边无际,以至得罪国民党得罪蒋介石,影响到苏联的战略利益,于是,他立即派王明回国监督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一直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共的力量,甚至认为战后的中国只能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只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共产党只有妥协,避免内战,建立以蒋介石为领袖的联合政府。直至1948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还说: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中国的形势。我们直率地对他们说,中国同志应设法和蒋介石达成妥协,他们应参加蒋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

  对于国共重庆谈判,斯大林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表示了明确的态度,支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否则一但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在蒋介石给毛泽东发来第三封电报时,斯大林也发来了第二封电报,再次催促毛泽东成行,并指出,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如果内战真的打起来,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还在电报中担保:你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你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承担。

  民主人士从中斡旋

  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急坏了中间人士,他们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十分体谅褚辅成等人的良苦用心,于16日复函,恳切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并邀请他们前往延安。

  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除却因病的王云五,6位参政员于7月1日从重庆飞抵延安。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的热情接待。双方达成《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取得两点共识: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中共对于和平谈判,已经发出了十分明显的信号。这样,中间力量才得以从中斡旋和游说。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采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团结,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正是接过这些口号,作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重要理由。

  中共谈判代表

  毛泽东 周恩来 王若飞

  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或使全面内战尽可能地推迟爆发。于是,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桂园与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晚8时半,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举行宴会,欢迎毛泽东一行。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30日。“应召”、“威德”四字将蒋介石以统治者自居、高高在上的心态暴露无遗。

  然而,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慨然成行,更没有料到毛泽东到重庆后,异常活跃,会客访友,如鱼得水,媒体会面,妙语解颐,一扫几十年来被妖魔化的形象,更因一首《沁园春·雪》,在山城刮起不大不小的旋风,展现出毛泽东政治家文人的神采和魅力。蒋介石又失算了。

  谈判结果

  经过40多天艰苦而复杂的谈判,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因为是10月10日签订,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对于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问题,国共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而且这份协议不久就被蒋介石撕破,全面内战爆发,直至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全面瓦解,蒋介石避走台湾。1947年8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年的教训》,评价重庆谈判一年来的局势发展,总结经验教训。

  历史点评:重庆谈判发生在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经过8年浴血奋战,英勇的中国军民终于打败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接下来,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国家,是全国人民一致的愿望。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43天的谈判,未能达成人们想要的和平,却成为中国转折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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