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一天忙到晚，回家吃完饭，洗个脚，就倒在床上，听听收音机，就睡了，一早起来，洗把脸又出去干活了。在这个屋子里，他住了7年，很少回梁庄。

　　“没有一点温暖感觉。”梁鸿说，其实这个表姐夫觉得，自己不过暂时住在北京，赚个钱，总有一天挣够了钱就回家。

　　但这需要漫长的等待，很可能，一辈子都在“临时”和“暂住”中消耗掉了。

　　“暂住证的提法很可怕。”梁鸿说，这意味着人的精神没有着落：临时住在远离故乡的大城市，但故乡又难以回去，“我们就成了夹缝中人，游离的人。”

　　梁鸿打算回家过年，更主要是出于一个旁观者的观察。但她也觉得，过年的气氛确实大不如前，年轻人多不回家，满眼都是老人，缩着衣袖坐在家里。

　　“回家的路很远，路费也贵，票也难买，这都是客观因素。另一个原因就是，回家也没意思，大家都不在家，很多兄弟，七八年都没有见过面。乡村确实在萧条，没有办法。”梁鸿说。

　　我们都没有了故乡

　　王娟(化名)的故乡在连云港，江苏北面一个临海的小城市。大学毕业后，她到南京工作，省会的生活，忙碌而繁华。有一天她觉得很累，打算回乡，回去的路上，脑子里勾画出很多美好的图景，但真正到了家，一股巨大的不适应感觉扑面而来。

　　没有夜生活。天黑拉灯就睡觉。时间像被擀面杖碾过一遍，又细又长，很难熬。“也没有半夜从酒吧出来邂逅帅哥的机会了。”她调侃道，就像电影《孔雀》中的那种没有希望的落寞的小县城。

　　她才发现，自己更适应省会的生活，喧嚣、忙碌、劳累，还有一样故乡看不见的东西——机会和希望。

　　李慧是四川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家传媒公司，成为家乡人眼中羡慕的白领。然而，再回到故乡那样的小城市，她发现那套行为规则和人际关系，她早已陌生，而久别的留在故乡的旧时挚友，也不再有共同话题，当她有意无意地在老友聚会的饭桌上说起朝鲜的落后，金正日去世时，总不免引起一阵冷场。

　　“他跟咱们有啥子关系嘛。”没人对此感兴趣。李慧说，“故乡与外界很远，我和故乡也很远。”

　　专栏作家十年砍柴前不久写了一本回忆故乡的书，《进城走了18年》。他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段话：“岁月偷走了青春，记忆依旧年轻，离乡路上的那些风景，是永远消逝的耕读文明。”

　　十年砍柴是湖南人，本名李勇，18岁负笈北上，至今22年。

　　李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自己大概每年要回去一次故乡，有时还一年回去好几次。多数并不是春节，而是利用公差顺道看看父母。

　　“我们三兄弟都定居在外省，只有姐姐姐夫一家在老家湖南陪着父母，父母也不愿意离开故土跟着儿子们度过晚年，他们坚信只有终点停在故乡、停在老宅的人生，才是圆满的。”

　　他最近一次回去，是2011年清明，哥哥也回来了，弟弟因为距离更远没有回。他们去爷爷、奶奶的坟上挂青——将纸幡插在坟头上，将坟头上长了一年的荆棘茅草割干净。

　　李勇说，“一提起故乡，我首先想到的是村门口的一眼井。”他对这口井记忆最深，它不仅是全村二十户人畜最重要的水源，而且也是全村最重要的公共财产，在祠堂、族谱被迫消逝的数十年里，它是维系村里人的精神纽带。

　　这口井离他家有三十级陡峭的台阶，兄弟姐妹品尝农家生存之苦，也是从这口井开始；对于李勇来说，关于这口井的记忆还和爷爷的死联系在一起。

　　读五年级的时候，爷爷患脑溢血去世了。“我妈和我婶子按照当地的风俗，拿着纸钱，到井边点燃，然后大哭。”这叫“买井水”，告知井神，某个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不再喝这口井的水，感谢井水滋养了他的一生。

　　“后来我在想，这种仪式还有一个功能是告知，家逢丧事，不可能一家一户告知，请帮忙。井边一哭，这个消息传出来了……”

　　李勇每次回去，都会听父母讲哪位爷爷或叔辈又走了，村里熟悉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孩子们，他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他。

　　“他们父亲，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一代人，多数在外打工。”李勇说，整个村落，已不复是一个生态完整、充满活力的系统，而是残缺的、停滞的，安静得可怕。连牛羊的叫声都少了，童年时最常见的“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景象很难见到了。

　　然而最令他感到无法忍受的是，这次回乡，他发现村口的这眼井也几乎废弃了。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熊培云是江西人，写了一本有关故乡的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故乡的诸多变化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一些古树被人连根挖走。

　　“村边晒场的那棵老树，有几十米高，不仅在我孩提时代给了我昂扬挺拔的斗志，同样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几百年历史，而当我有朝一日离开故土，远足他乡，它又是那样温情满满，成为游子望乡之时的归所。”他说。

　　没有了树，土地会失去灵魂。熊培云说：“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在这棵大树旁，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着‘双抢’。而现在，虽然表面上我在城市里过得意气风发，弹去了泥土，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心底的家园。”

　　2008年春天他回故乡，少年时的一位好朋友开车将他送回故乡小堡村，他只在村子里待了十几分钟，就为了去看看大树被挖走后的那个土坑。有一句流行的说法，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熊培云很认可。在一些地方，比如苏南，乡村和县城都在招商引资中变得工厂林立，当地居民也颇为富裕，年轻人可以在家门口的工厂上班，他们不需要背井离乡。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留住故乡。接受采访时，很多人感叹，就算故乡始终在身边，也早已变得不一样——城市大拆大建，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在一系列的政策命令下，无论乡村还是城镇，都急急忙忙地改头换面，新楼房新街道新超市新的河堤新的桥梁，原本熟悉的地方，反而有些陌生。一位接受采访的人说：不夸张地说，现在回家，都要带地图了。

　　一位曾到苏南昆山采访的记者描述说，当地政府在“提前实现全面小康”的口号下，打算让村民都能住楼房，于是一个个村落被规划整合成整齐划一的新式小区，然而那些突然被迫搬进楼房的村民，住进新房的第一件事却是拆掉煤气灶，在贴着瓷砖铺着地板的厨房里砌一座老式锅灶，然后在墙壁上掏出个洞，伸出一截铁皮制成的烟囱，他们依旧习惯炉火从炉膛舔出来的感觉，那才有生活的意思。他们也会将在高高的楼房的窗户外，照旧例挂上一张竹匾，或者一面镜子。

　　故乡说起来很抽象，其实不过是一个个具体的细节，比如葬礼。

　　梁鸿提到一个例子，在那些建设一新的村镇，村民们还会照旧例在做白事时候搞一场仪式，但原来在乡野进行的这种仪式，如今只能在车水马龙的街市里进行，每每看到这种情况，她就不免有种无来由的荒诞感。(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明、张军为化名)记者/刘炎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