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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回家。这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选择。

　　套用一下那个风靡一时的句子：当我们谈论回家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们曾经谈论的是团聚、年夜饭、鞭炮和春晚。而如今，这一切都变了。我们首先必须谈论的是“春运”。这个中国特有的词汇已经成为了纠结的同义语。它变成了当下过年回家路上的一道屏障。

　　跨越第一道屏障，当我们历经艰难终于抵达故乡的时候，突然发现，眼前的村镇与记忆中的故乡相去甚远，“家”已经面目模糊。衰弱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等着归人，而已经适应大城市的人们由此觉得故乡越显凋敝。

　　而当我们再进一步走入家门，与那些留守的亲人团聚的时候，又不得不面对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中人际关系的疏离。疏于来往的亲戚间浮于表面的寒暄，从各地回乡的人之间暗含机锋的攀比，原本热望的团圆场景都被淹没在一场场雷同且漫长的宴会中。金钱和礼物最终变为回乡者更大的负担。

　　回家的路途上，似乎有着越来越多的阻碍。回家已经变得需要思量。

　　但是，这一切障碍都只是最终显示出的微小结果。难购的车票、“沦陷”的故乡、异化的人际关系，这些背后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国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城乡二元化分割，以及东西部巨大的经济差异。经济、文化、医疗、教育等各种资源向一线城市聚集。由此，人们纷纷涌向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寻找出路。而进城者的父辈们却不能或不愿一同迁往城市。所以，一年一度的春节演绎着一场场悲壮的长途迁徙。无论对于社会抑或个人，这样人类史上的奇观都耗费巨大，让人们身心俱疲。

　　需要改变的是中国严重的资源配置不平衡。那些中小乡镇和城市如果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源与发展，人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地就会有更多选择的可能，不必千里迢迢奔赴少数几座城市。如此，回乡路才不会如此艰辛，家庭关系才会得以修补。回家，对我们来说将真的变得温暖。

　　乡关不再见

　　故乡说起来很抽象，其实不过是一个个具体的生活细节，一个能够让人想起来觉得温暖的地方，一个可以包容亦可供成长的环境。然而，多数当代中国人，却只能从怅望乡关，不可回，无法回，抑或，回去，亦不是故乡

　　火车到站后，儿子却不愿下车，他指着地面说：“脏！”

　　前来接站的亲友一阵大笑。

　　昨夜一场大雨，车站的地面湿漉漉，到处是泥水，被淋湿的瓜果皮、纸屑和垃圾裸露在地面上，苍蝇在上面忙碌着。

　　儿子才三岁，有点被吓到了。母亲梁鸿后来说，儿子不知道，这是内地县城最普通最常见的一个场景。外面的世界不断地提速，生活节奏、城市建设，包括火车的物理速度，但是，对于故乡梁庄所在的这个县城，那些只是风景而已。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她在2008年和2009年，用近5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完成了十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

　　梁庄是她的故乡，她曾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那天，她带着3岁的儿子回到阔别已久的梁庄，没想到，儿子完全不接受。而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梁鸿，也进一步感受到故乡的衰落，再也看不到当年熟悉的场景了。

　　很多人感叹，故乡在沦陷。

　　人们从鲁迅当年写故乡的文字中找到了相似的情绪：“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

　　学者黄乔生曾说，鲁迅对家乡彻底丧失了信心和希望，在给友人的信中，痛加诋毁，简直要骂起来。当时鲁迅说，在绍兴到处都能碰到鬼把戏，从做官的到老百姓，各自心怀鬼胎，用心凶险，他真想呼吁上天发一场大洪水，把整个城市都毁灭了。

　　这种情绪未免有些极端，但类似的情绪却以不同的程度让人似曾相识。

　　今年5月，梁鸿接到邀请，去给团中央青年干部百村调研的年轻公务员们讲一堂课，她想了想，定下的题目是《我们如何回到故乡》，讲了两个小时。

　　“故乡是被抛弃的。”梁鸿说。

　　不回故乡，是一种深刻的无奈

　　梁鸿的书房在一幢小高层里，简单，安静，一张书桌朝着窗户。她如今每天会坐在这里写书，过去的一年，她去很多城市寻找梁庄在外打工的青年，她想记录下这些远离故乡的孩子的故事。

　　“故乡这个主题，是我最关注的。”梁鸿说。

　　梁鸿走访了各地的梁庄青年，想听听他们在异乡的生活，但一见面，老乡之间的话题一下子就落进故乡里，聊了一天，都是在回忆梁庄的故事，张家长李家短。

　　在异乡，谈论家乡成为一个情感按摩的工具。在人们百无聊赖的闲侃中，故乡一次次被升华，成为具有抽象味道的情感释放的地方。

　　但真正让他们回到故乡，也不愿意。

　　回去做啥？没钱没希望。所以，有时候，人们对故乡的念想，是分裂的。电影《手机》里，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守一在北京打拼多年，在事业和生活最不顺利的时候，回到了故乡，得到了释放。

　　而在平时，他几乎不回故乡。

　　“农村现在是没有吸引力的。我们都在建设大城市，年轻人离开故乡来到城市，带着梦想，追求大城市的幸福，他们中很多人的期望是，在大城市定居，过上体面的生活，若干年后，这里会成为自己孩子的故乡。”梁鸿说。

　　这样的愿望要实现却很难。

　　梁鸿的一个堂侄在北京打工多年，现在是某大学食堂的员工，一个月3000多元的薪水，在很多梁庄人看来，很不错了，够体面的了。

　　有一次，梁鸿和他吃饭，酒过三巡后，这个侄儿有些激动，当梁鸿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时，他说，不回故乡。他解释说，回故乡啥事也成不了，日子过着没劲。

　　然后他就跑出去给还在梁庄的爷爷打电话，爷爷快90岁了，耳朵背，他就抱着话筒提着嗓门喊话，土里土气的方言，完全放开音量，在旁人听起来，像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从屋里面跑到屋外，从屋外跑回屋里，电话通了十来分钟。其实，这次通话，爷爷在那边几乎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嗯哈，间或发出衰老的轻叹声，孙子在这头叽里咕噜说了好半天，挂了电话，眼圈都红了。

　　“我就想给我爷爷打打电话，我就想听听我爷爷的声音。”这位侄儿说。

　　“不回故乡”背后，其实依旧保留着剧烈的不舍和某种不甘心，“在外面混，大城市里打工挣钱，累，日子过得不易，但不这样又能怎样，谁让故乡穷，谁让挣钱的地儿都在大城市里呢？”

　　梁鸿说，她感到这个侄儿的心其实一直还在故乡，但人却只能在北京。这是一种深刻的无奈。

　　漫长的临时生活

　　“我们都成了‘搁置’的人。”梁鸿说，“生活在别处。”人们背井离乡后，就成了“搁置”的人，漫长的临时生活。

　　梁鸿的表姐夫现在北京南城一家汽修厂里做工。梁鸿那天去看他，走进他的宿舍，一个5平方米的小屋，砖头垒起来的床，旁边放着一块案板，上面放着包包菜，一碗面条。

　　“整个房间特别简陋，特别暂时，特别寒酸。”梁鸿说，当时她问，你为啥不买个电视，一天忙下来，也好有个放松。